曹大龙上学记

曹大龙上学记

《GATEWAY南方航空》-第264期

雪雁为了儿子能够入读公立小学，提前整整一年开始办证：社保缴纳区和居住证所在区要统一，“克服”城中村房地产所有权的障碍……最后这些证要由居委会审批。幸亏房东等好心人帮了大忙，大龙今年得以进入朝阳区的一家公立小学。

没有劳务费，疯了？

大龙所在的班有35名学生，其中22名是本地生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（以下简称“六普”），中国有近3800万流动儿童，他们随着父母，在城市与乡镇之间迁徙，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里，平均每三名儿童里有一名是流动儿童。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。

但矛盾不再是失学问题。2008年，温家宝总理提出“两为主”（以公校为主，以迁入地为主）后，流动儿童的升学率达到了90%以上，其中约205万流动儿童进入民办打工子弟学校。“我们接触的，可能一万个流动儿童里面没有几个失学的，其中还有特殊原因的。”蔺兆星说，他是服务流动儿童的“新公民计划”总干事。2011年之后，新公民计划从“有学上”向“上好学”转型。

“再往前推升学率，政府就很为难了。从我们的角度，就愿意为这205万孩子教育质量的提升努力。”蔺说。

他们的切入口是抓教师。“我们的估算是一名教师至少能影响50名孩子，影响教师是公益效率最高的”，蒋海倩说，她在新公民计划中有6年的服务经验。而他们的旗舰项目是每年从全国1400多位民工子弟学校和乡村教师中，筛选出近400位，每学期发放800元“行动基金”。

基金的发放看上去像撒胡椒面儿，只要“符合孩子需求，手段合理”，都有机会通过。其中既有迫切实用的性教育、卫生习惯、交通安全，也有务虚的阅读表演、环保绿植、艺术美劳。钱不多，发放速度倒非常快，从申请至到账只需五六个工作日。这样松散而简单的项目中，却蕴含了教师和社工极为繁琐耗精力的工作。

首先，这800元中没有教师的酬劳。“所以啊，这个项目好在自然筛选，先筛出有意愿的老师，他愿意折腾，不是混日子，更不可能来骗这800。”蔺兆星坦陈，“你想想看，没有劳务费，还增加工作量，是不是疯了？所以，来的人一定是想干点事儿但是手里缺点儿经费。我们立刻给钱，还鼓励他们买好绘本，好教具。”2011年之前，新公民计划主评“金园丁奖”，选出有故事的，“很苦很苦的”教师。在那个阶段，他们与全国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、乡村学校之间形成关系网络，也建立了教师们的信任和意愿。

行动基金的审核标准：“符合孩子需求”“手段合理”也不简单。“比如，一位老师说，孩子的作文表达能力不够，我需要这笔钱给每人买本作文书，我们就不会支持。”蒋海倩说。“孩子需求是在的，但我们认为写作不是靠作文书能写好的，而是依靠大量的课外阅读和观察，才能写出真情实感。”但机构不是简单打发回去，而是向申请人沟通辅导，可以再调整审批。批发后，机构每年还要对孩子回访评估，对教师进行培训、沙龙讲座……都是缺乏“明星气质”的繁琐工作，他们却要一项项落实。

把家庭拽回教育

我问雪雁，如果大龙入公校的证件实在办不下来，她怎么办？她说，“一年前我就是铁定了心，无论如何要把它办下来，办不下来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在民工子弟小学上学。我应该会陪他回老家”，那就意味着李雪雁将和她的丈夫、小儿子分离。“所以，碰到那么为难我的时候，我都没有退下来，我就跟他说，反正我这个人就这样，你今天不给我办，明天我还来。”

采访时，大龙已经上了一个月的小学，但他并不开心，因为老师“管得太严，谁作业做得不好，就撕本子”。他最喜欢回到活力社区东坝中心的红队教室，李雪雁是这个中心的项目官员，红队教室是她自己辅导的班。在这个民间公益机构的类托管班里，大龙觉得“可以不用上小学了”。

公益机构找到了另一个“上好学”的入口。活力社区在北京和上海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共五个社区中心 ，每年服务超过2000名0-12岁的流动儿童。刚进入社区时，以辅导和托管小学生为主，但发现效果不持续，“孩子半年不来就变了”。“只干预孩子，没拉近家庭，公益效率是打折扣的。所以我们尝试跟家长一起做改变，把家庭拽回到教育里来。”活力社区中国区总干事侯蔚霞说。

但很多父母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，每天忙碌到无法顾及子女教育。生活在城市边缘、经济压力导致大多外来务工家长的教育方法原始而粗暴。“你没见过那些家长宣泄不出来的时候，他把火气发泄到孩子身上……我见过，那个孩子的眼睛是直直的，没有任何表情，”李雪雁停了一下，“很多，”“我跟所有家长一样，经历过很多事情。当你负面情绪很大的时候，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比我弱，我只能把各种各样的压力倒在他身上。”

侯蔚霞说，孩子刚刚入班时，能明显看到有的是有问题的，大部分孩子非常害羞，爱躲着人或者抗拒沟通，而有的孩子性格叛逆暴烈，“这些都是平常家长跟孩子沟通不好甚至没有沟通导致的问题”。活力社区在现实坚壁上找到一个小小的出口：0-3岁幼儿的亲子班。在这个通常母亲能够抽出时间的阶段，“妈妈学会好的方法，更能持续影响这个家庭。”

与社会上的早教班不同的是，亲子班上课时间更频密，而且要求家长参与阅读、游戏；要求家长当志愿者，参与组织读书会等各种活动。最初，这些长时间与社会脱节的妈妈们通常很不自信，但当了志愿者，就不得不跨出去组织、筹备、协调各种事务，“这对她们建立自信，积极的心理建设帮助很大，对未来她的亲子关系非常重要。”2015年，活力社区邀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朱教授来调查社区妈妈。访谈中，朱教授表示感触太深，“这些妈妈们非常自豪，很多人还要带两个孩子，很累很烦，但她们完全自发地谈论她们的幸福感、成就感。”前两年，李雪雁每回一趟老家就会“纠结一次”，在开发阶段的滨州，有的小学还没毕业的老乡在工业园区里一年能挣8万元，但是只要她一回到北京，一看到大家，“我就很有成就感，有价值感。”

从流动到留守

如果现行政策没有变化的话，大龙6年后还将回原籍参加小升初考试。在北京市教委的网站上，记者查到，目前朝阳区有122所小学，但只有28所初中和17所完全中学，教育资源进入中学阶段后不是一般的困窘，部分孩子甚至从四年级开始就陆续返乡。对于大龙来说，成为留守儿童似乎无法避免。

可乡村不再是终点。在耕地和务农意愿急降的境况下，留守儿童的下一站只有再回城。途径是高考或者务工。而能够考入高等教育系统的留守儿童是很少的。“父母如果没法一起回家，很容易产生亲子关系的破裂。孩子如果缺少稳定的支持，他的能力、知识和观念得不到很好的塑造和锻炼，厌学辍学的比例是很高的。从我们接触的情况，大部分上到初中就念不下去了”，侯蔚霞说。剩下的路只有就业，而初中学历所能对应的通常只是一个高强度、长时间、流动性大的工作，缺少完善的社保，那么孩子就会面临各种安全和治安问题。

如果对流动青少年视而不见，结果会如何？在记者能够查到的上海、重庆、杭州等城市犯罪率中，流动未成年人的犯罪率在20%以上，流动青少年的犯罪率在60%以上。蔺兆星不愿描述这个局面，“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一个社会不给孩子正常的基本教育，等到成人以后，他看待世界的方式，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东西，和现在社会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。”“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法治……这24个词我都会背，不过生活中我没有特别感受到。”雪雁说。

迁徙，不只是为了财富

李雪雁爱笑，而且笑起来很欢实。更具感染力的是她清晰生动又有亲和力的口才，与刻板形象中外来务工人员的木讷迥然不同。

高中时，她为了弟弟能够上大学而休学，跟着爸爸做小生意，来京后与现在的老公一起成立了一家国际快递公司，2008年金融危机，加上管理不善，俩人退出了公司。2009年儿子出生，经济困窘，加上社交圈狭小，让李雪雁在这个城市感受到深深的孤单“只有我老公是我唯一的亲人”。2011年，带着儿子偶然进入活力社区的亲子班后，她从志愿者开始做起，一直到担任这家机构的实习生，2012年在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北师大的培训后，成为正式员工。“我不再只是一个在家里面看孩子做饭洗衣服的人。”

“我在老家可以挣钱，但是没办法让我这样自信，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这么大体现。我跟同学们一起，聊起来觉得我特厉害，尽管有一天我会回老家，是的。”

说起钱，她笑着说，因为开过公司，“也曾经觉得自己是有钱人”，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，大部分国际客户退出中国时，她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：“我以前从来没觉得国家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我觉得国家的任何事情都跟我们有关。”